广东省法学会

　　现行教师法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30年，其间于2009年进行过一次修正。教师法的制定与实施，对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管理法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教师队伍的规模、质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群体在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教师法的部分内容难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理念变化，无法满足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亟待完善。

　　近年来，修订教师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教师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关于修改教师法的议案，建议加快教师法修改进程，通过法律的完善，切实为教师群体保驾护航，让广大教师能够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

　　完善教育惩戒权相关规定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是维护教师尊严、维护教育教学秩序的重要手段。教育惩戒权的明确界定，是各级教育阶段教师普遍关心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教师张琼丽拥有15年一线教学经验，她在日常工作和调研中发现，因法律规定的界限模糊，导致有的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权方面有所顾虑。

　　“根据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究竟何为体罚、怎样的行为构成体罚，目前都属于法律空白。”张琼丽建议尽快修改教师法，明确界定体罚，为教师正常行使权利提供保障。

　　她同时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目前的规范性文件多聚焦教师行为管理、师德师风建设，缺乏针对教师惩戒权利的规定，应制定分级惩戒标准，如对轻微课堂违纪学生进行训诫、行为矫正等，明确这些行为在合理范围内，教师可免责。”张琼丽说。

　　“现实中，教师不敢管理学生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发生教师因管理教育学生遭遇报复打击等伤害事件，核心原因在于教师教育管理学生的权利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丁建宁建议在教师法第七条第三款“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基础上，明确教师对学生的惩戒权利，同时清晰界定惩戒的前提及流程。

　　对于如何完善教师惩戒权的规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梁西圣认为，可以在确立法律身份、保障待遇、专业发展权的基础上，从建立师生教育共同体角度出发，建立针对教师尊严的保障条款以及赋予其合理的教育惩戒权。

　　他同时建议，在规定教师基本权利之外，通过立法增加教师特别保护条款和免责制度。此外，还应确立“允许条款”的负面清单和“禁止性条款”的负面清单，规范界定教育惩戒权和管教权，既不让其走向失范，又让其发挥教育应有的正向作用。

　　进一步拓展教师进修培训权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师进修培训权的拓展成为关注焦点。

　　“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培训的权利，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速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产业变革催生新教育形态，学科专业设置持续调整优化，教育教学范式重构，对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丁建宁指出，教师要适应教育新形态、新范式，重塑传统知识结构与教学理念，面临巨大挑战，这不仅导致教师成长发展困境，还会引发职业焦虑。

　　丁建宁建议，国家需结合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布局，紧扣“数字化+教学”“AI+教学”等新技术应用，对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建设进行全过程、全方位、体系化设计，有组织地开展教师能力塑造，并在政策机制创新与资源条件保障上给予重点支持。同时，高校既要对教师发展能力提升提出要求，更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发展平台，提供政策支持，让教师在培训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更好地应对教育改革带来的挑战。

　　系统构建教师权利救济制度

　　完备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依法治教的重要表现，是维护教师队伍稳定壮大的必要举措。

　　教师法虽然针对教师权利救济确立了申诉制度，但在实践操作中，教师申诉制度暴露出程序规则不完善、受理机关缺乏公正性、处理结果不明确等诸多问题，未能真正发挥出申诉制度在化解教师与学校矛盾纠纷、保障教师权益方面的优势。

　　在梁西圣看来，教师权利义务的设置缺乏体系性和可操作性、教师权利救济弱化的现象不容忽视。救济权作为教师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未来立法或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建立受理机构专门化、程序规范化、体系完整衔接的救济制度。

　　他建议建立科学、规范和相对独立权威的教师申诉委员会，参照司法程序，明确教师申诉制度的专业性全流程程序性规定，强化申诉处理决定的效力。整合教师权利救济的申诉、仲裁、诉讼衔接机制，打通“申诉—仲裁—复议诉讼”的递进式救济体系，让教师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