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法学会

　　汉代是中国传统礼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朝廷大力推崇儒学，倡导礼制，匡正风俗。但该时期广州开发水平有限，地方统治者尊重当地民众的习惯，采用灵活手段进行治理，并不强求一律，地方风俗习惯仍是当时社会管理的主要规范。

　　唐宋是广州法律文化的初步形成时期。唐统一岭南后，在广州推行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政令，不推行均田制，也不实行租庸调制，而是按户税米。朝廷定期派出补选使，随同监察御史到岭南选拔土人为官，确立与在京应试（北选）并行的“南选”官员选拔制度，加强对广州地区的控制。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外贸法制得到发展，但唐代市舶法还十分简陋，具体执行主要凭当事官员的掌握与解释，吏治优劣直接决定地方社会经济的兴衰。因此，朝廷在慎选官员的同时，还严惩地方贪官污吏。宋代大批人口南移，推动了广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朝廷不仅专门颁布法令鼓励岭南民众开垦土地，还不断加强外贸立法，市舶条例趋于周密，外国人管理制度呈现系统化发展趋势。

　　明清是广州传统法律文化全面发展时期。人们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势地平、河渠纵横的特点，不断修筑堤围等水利工程，制订工程维护办法，提供经费与人力保障，设塘长、堤长等专人负责。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沿海濒江淤积而成的沙坦不断增多，民众将浮生沙坦围筑成田，是为“沙田”。为了确定沙田产权归属，保证政府赋税收入，减少田土纷争，地方政府颁布沙田升科章程，明确确权条件与程序，调动了民众围垦沙田的积极性。广州还是明代最早试行一条鞭法的地区，发挥了赋役制度改革“试验田”作用。一条鞭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改革，它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赋税合并，按田亩数量折算征收银两，不仅简化了赋役征收方式与程序，并且使有田者承担全部徭役，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契约文化日趋成熟，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一方面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同时不断加强市舶贸易制度建设。明朝对朝贡国家、贡船、期限、贡道、人数等均有具体规定，广州市舶司负责往返贡使的接待与管理。明代后期，朝贡贸易体制被打破，政府设立牙行管理对外贸易，商舶贸易随之兴起。清朝设立粤海关，管理广东对外贸易与关税征收，其大关衙门即设在广州五仙门。1757年以后，粤海关更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建立“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体系，形成买办习惯等行业规范。广州外贸法规不仅对本国航海商人的船只大小、载运货物、航海人数等作出限制性规定，而且对外商商务活动、居住期限与场所、出口货物等严加规范。随着广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均不断制定工商管理基本规范，明确商品交易种类及税则，保障国家赋税征收。与此同时，广州地区的工商业者积极建立行会组织，制定各种行规，规范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维持行业秩序稳定。

　　清末民国广州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法律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广州毗邻港澳，海外侨胞众多，而且是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较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涌现出郑观应、康有为、伍廷芳等近代法律思想家，出现司法官与律师职业群体，成为较早开启法律文化近代转型的地区。清末新政时期，广州开始形成立宪派等社会政治力量。1907年，广州出现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等地方性立宪团体。1909年，广东咨议局在广州成立，为立宪势力提供了合法活动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东沉闷的政治氛围。在清末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广州建立专职审判机构，设有初级、地方以及高等审判厅。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在广州建立，王宠惠、罗文干先后任司法司长，借鉴西方法律制度，推行司法改革，追求司法独立，简化审判程序，禁止刑讯鞫狱。1917至1926年，孙中山曾以大元帅、大总统等名义多次在广东组建革命政府，包括护法军政府、广州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国民政府等，统称为南方政府。南方政府长期以广东为主要管辖区域，广州成为革命政权的法制实践基地。南方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努力探索，尤其重视司法审判、商标保护立法，创制了颇具特色的法制成果。1930年前后陈济棠主粤期间，西南政务委员会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广州通过立法保护工商业发展、吸引华侨投资，取得丰富立法成果。1936年广东“还政中央”后，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格局之下，广州法律文化呈现出鲜明地方特色，尤重地方经济立法，不断加强华侨权益保护，商业习惯对工商业经营活动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