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宪法修改的时代背景,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但是我认为从十八大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新时代,这就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方面,两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将党章确定的对九千多万党员的指导思想,要把它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转化为对13.8亿全中国人民都有约束力的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一种制度的保障,这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和伟大复兴提供长期的宪法的保障。
我们说三个时代,第一个30年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制定了“五四宪法”,解决了我们站起来的问题,指引我们前进30年,进入了新纪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制定了“八二宪法”,指引我们30年,带领我们富起来。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然后转化为宪法,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我们又面临国内外诸多的矛盾和挑战,面对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所以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通过宪法去提供制度的保障,以应对国内外压力的挑战,这也是一个时代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后,我们要注意“依法治国”是十五大提出来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就要看到一个背景,2011年的“两会”,时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向世界向社会宣示“中国于2010年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那就解决了有没有法律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法律是比较完备的,我们现在有260部法律,像英国只有60部,我们如果加上行政规章以及各个地方法规、各个部门的规章,我们总共有16000多件,从数量上来看,我们已经是相当完备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将近40年,立法的速度、立法的质量(都很高),几乎覆盖整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当然,有了数量,就要提升质量。
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宪法的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事实上我们要辩证地看,宪法也得与时俱进。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改革,一方面重大改革要依法有据,另一方面改革有时候可能会适当超前,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要通过修改宪法与时俱进,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宪法的权威性、连续性、稳定性和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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